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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篇報導在二〇二〇年的第一天出刊，在歡樂的氣氛中，好像不合時宜。但是，正是因為一年之始，我們希望能帶給大家，一種觀看社會案件的新視角。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鏡週刊文化組採訪主任胡慕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，是我花費將近半年時間，重新採訪二〇一三年，發生在彰化和美的日月明功案。【血是怎麼冷卻的 E01】台灣首起集體虐死兒少案——談調查日月明功案很多人可能會好奇，這麼多的社會案件，為什麼要選擇日月明功？主要有幾個原因：二〇一七年秋天，我受紀州庵邀請進行一場講座，講座內容，是從村上春樹的《地下鐵事件》，談報導文學與社會創傷。當時接到這個任務蠻惶恐的。雖然喜歡村上春樹，我卻不是那種精讀的讀者，對於日本社會的了解，也不算深。但主辦單位說，會邀請我，是因為我寫過的社會案件，因此，這讓我在思考講綱時，試著以村上春樹書寫的動機作為主軸，去討論報導文學書寫的必要。村上春樹在一次訪談裡曾說，他之所以會書寫《地下鐵事件》，首先是想詳細了解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的東京地下，到底發生了什麼。由於這個疑問無法透過報章媒體得到解答，所以他決定以自己的方式去進行追究。除此之外，他也隱約期待，能夠透過凝視這些生命的視角，去看清日本社會。透過《地下鐵事件》的書寫，村上春樹認為，藉由訪談內容，這個受傷的社會，可以獲得局部性的治癒。而這最後，可以成為作家本人的精神調整，同時，也是社會的精神調整。我對村上春樹所說的「精神調整」一說感到很有興趣。所謂社會精神狀態，是指這個社會的歷史與發展過程的集體樣貌。而社會悲劇，往往是因為人迎面撞上這個社會狀態，卻無法順利融入的結果。從這個點出發，我掃描了世界各國曾經發生過的類似案例。這些案例，包括美國的人民聖殿，而在台灣，則是日月明功。日月明功聽起來好像是個宗教團體，但其實不是。日月明功的前身，叫做巧明舞藝。後來隨著經營者陳巧明對於教學內容的改變，而改稱為日月明功。這起案件內容，就是一群原本只是加入舞蹈班的成員，最後以戒毒為名，集體虐死一名高中生。實際上，這名高中生根本沒吸毒。由於這是台灣第一起集體虐死兒少的事件，加上其中一名施虐者是死者的母親，黃芬雀，這讓社會大眾覺得非常不可思議，認為除非是被洗腦，否則母親不會這麼慘忍。最後，在這樣直觀的詮釋下，把日月明功形容成邪教。如同日本，在台灣，我們往往很難從媒體的報導，真的理解到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某人，他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換句話說，我沒有全然相信媒體對日月明功的描述。不同於一般兒虐，這是一個以組織為型態，進行集體施虐的案件。集體顯示著人的共同狀態，而一位母親受這樣的組織召喚，成為施虐者，一定有這個個人跟集體相互對應的關係。對我來說，人是不可能「被」洗腦的。因為認同往往是一個主動的過程，只是它的種子可能在過去被隱藏的很好，而自己沒有發現。其次，是這起案件的犯罪者是女性。注意到女性，不是因為獵奇，而是根據法務部統計，台灣每年因殺人遭起訴的男性，近五年從七百一十二人一路降到四百八十三人，但女性始終維持在三、四十人上下，女性是少數，卻穩定，這個數字讓我好奇。並且，過去發生的這些殺人案，多數都跟家庭有關。家庭成為第三個我想採訪的關鍵字。無論是湯姆熊殺童案、北捷隨機殺人案，或者小燈泡案，都有家庭的因素。在這邊我要先澄清，我不是在說，家庭教育的失敗導致了殺人犯的誕生，而是這些犯罪者的生命歷程，家庭都是重要關鍵字。湯姆熊案的曾文欽，從小爹不疼娘不愛，國小畢業就做童工，而鄭捷出生良好，卻認為自己大學畢業後難以在社會存活，這顯示這樣的中產階級家庭於社會中的位置，或許可能崩潰。而王景玉則是對精神疾病沒有任何了解的低社經弱勢族群的代表。不過，決定了採訪題目只是最簡單的一步。接下來的挑戰，是找到受訪者。前面提過，我不是專門跑社會案件的記者，無論司法或警政方面，我都沒有人脈；其次，因為台灣媒體報導社會案件時，其實都是蠻粗暴的，甚至是以一種踐踏的姿態進行採訪，因此社會案件的當事人，往往在事發後會躲藏起來，換掉電話，甚至隱姓埋名。從判決書、社群軟體 拼湊尋找相關當事人在日月明功案中，死者的姊姊在事發後，曾經不斷出面接受採訪。但為了保護當事人，她的名字並沒有露出。因此我找尋受訪者的過程，遭遇不少挫敗。在毫無資訊的前提下，到底該怎麼進行？我的方式是，會盡量讀過每一篇無論文字或是影音的報導，如果找得到報導這個事件的記者的聯絡方式，就會跟他們詢問，不過，通常這條路都不會有很好的結果，因為台灣媒體在處理社會案件時，並不把它當成一個有必要長期追蹤，會重新思考的類型。因此，我會從這些人的報導素材尋找蛛絲馬跡。這個方式很笨拙、陽春，但很有用，因為人存活在世界上就有痕跡留下，只要有一個足跡，就可以找出另一個，而連接成一條路。我就是在這樣的方式下，找到了死者姊姊的職業與教育背景等資訊，透過這幾組關鍵字的排列組合去進行搜尋，找出她的名字。通常在找到名字後，我會嘗試使用社群媒體的搜索。在這個案例上，很不幸，死者姊姊隱姓埋名，因此沒有找到。但我發現了認識她的人，而且很幸運的，他是一位紀錄片工作者，在日月明功案發後，貼身紀錄這起事件，也剪輯出影片。由於過去的工作經驗，和紀錄片有些相關，因此能透過認識的人，輾轉詢問死者姊姊的聯絡方式。而在獲得她同意採訪後，就能透過她再找到其他與這個案件相關的人進行採訪。只是，找到受訪者，跟他們願意受訪，往往不是同一件事。在這個個案中，死者姊姊因為看過我之前做的隨機殺人案報導，認為我可以理解社會案件的複雜狀態，所以算是十分爽快地接受訪問。然而，其他的受訪者，就沒有這麼容易。日月明功最後被起訴並且判刑的，一共有八位。其中經營者陳巧明被定義為主嫌。一般來說，報導的採訪對象，會把教主跟死者母親列為主要採訪對象，但我在這篇報導裡，還嘗試聯絡其他成員。之所以要這麼做，是因為這個案件，是一個「集體行動」的過程，參與者並不只有女性，因此，如果只用陳巧明與死者母親黃芬雀的視角去理解這個事件為何發生，會不夠完整。為了找到其他受訪者，我開始閱讀判決書，透過前述方法，找到了好幾位受訪者或是他們的子女。但這些人，一概拒絕我的採訪。拒絕的原因，是因為儘管事情發生超過六年，她們依然無法從事件中平復。而因為當時媒體報導的角度，讓他們承受了某程度的污名，許多參與這個組織的成員，因此離婚，甚至失去工作。換句話說，他們還沒有從創傷中恢復過來，而且遭遇新的打擊，這使得他們很難反思自己與這起事件的關係。這個狀態，是進行社會案件報導時常遇到的困難。我們常認為，新聞要客觀，分析這些事件，當然要很理性，因此當事人的述說，好像會過於主觀。但若換個角度思考，當時只有他們在那個情境下，除了他們，還有誰能比他們更接近所謂真實？因此對我來說，只有當事人願意開口述說，我們才有一定的基礎，去對照案件與社會的關係。當事人要願意開口，最重要的是時間。我覺得很幸運的是，現在所在的鏡週刊，願意投注資源等待。因為留有等待的餘地，使得記者可以不斷地在這過程跟受訪者試圖建立關係、嘗試說服他們。〈還願〉邪教元素 成為說服受訪關鍵在等待的過程中，因為還願這個遊戲，以及返校這部電影的一些元素，讓日月明功再度被提起。後來，台中地檢署又破獲一起集體虐死信徒的宗教組織。這些事件，都一再挑起這些不願意開口的受訪者的敏感神經。而這就成為我說服他們受訪的基礎。因為，日月明功是一件太特殊的案例，而在數位時代，他們不可能有被遺忘的權利。如果他們不願意掌握詮釋權，他們就永遠只能被別人錯誤詮釋。實際進行採訪以後，我想起了美國作家福克納的一篇短篇小說，給艾蜜莉的玫瑰。在這裡簡單講一下故事情節：艾蜜莉是美國南方一個貴族的千金小姐，她的父親對她十分保護，但保護的反面，意味著專斷。這樣的成長過程，讓愛蜜莉錯過了社會化，使得愛蜜莉養成了自我而富有佔有慾的個性。父親死後，她的生活趨向封閉，直到她認識了一位男人，但這個男人並沒有想要跟艾蜜莉長相廝守，於是，艾蜜莉用砒霜毒死了男人，從此過著更封閉的生活，直到她死。想起這篇小說，並不是說，日月明功有著與小說同樣的情節，然而小說與真實事件都對應著愛與佔有兩個元素，以及女性被父權壓抑所產生的扭曲。除此之外，福克納在小說中描寫了這個小鎮中的居民，在艾蜜莉死後，猛然闖進她的房間，窺探她。這與我聯繫陳巧明家人時她們的害怕是類似的，陳巧明與艾蜜莉一樣都是名家之後，但隨著陳巧明祖父過世，家族頹敗了。由於陳巧明以前倍受寵愛，所以別人看陳巧明，像仰望公主一樣，但後來她們家不再富有，而且她未婚懷孕，後來又跟男人分開。這些都曾經引發小鎮的耳語。而在事發後，他們更希望不要再有人提起這個事件，因為很難面對耳語繼續生活。真實事件跟小說的差異，是社會背景的變遷。艾蜜莉是活在一九三〇年代的美國南方，而陳巧明與黃芬雀，分別出生在一九五〇與一九六〇年代的台灣。這時候的台灣，因為農業扶植工業，迎來經濟奇蹟。經濟奇蹟，意味著女性走出傳統農村，接受現代化的過程。這個現代化不僅是勞動技術的轉變，直接掌握金錢，以及女性已經有機會跟男性一樣接受教育，某部分也喚醒了女性的自主意識。但女人要成為自己的概念還是在萌芽的階段。因此，這時代的女性，必然接受著新舊兩股力量的拉扯。會傾向哪一端，跟女性究竟享有多少資源有一定程度的關係。陳巧明與黃芬雀就是兩位在這新舊力量拉扯中的掙扎女性。他們都想突破自我，但依然受到很多束縛。尤其是，那年代，家庭之於女性仍是人生中必經的重要歷程，當他們進入婚家，便又再度受到舊有父權勢力的輾壓。這個碾壓，不只是身體上的，也包含精神上的。傳統父權形塑出的浪漫愛樣貌，讓女性對於愛的結果只有單一想像。因此，當想像與現實有落差，便成為他們痛苦的來源。如果，男性懂得體諒，或許他們會像他們的長輩一樣，接受女性自我的被壓抑。但他們兩位，都在情感中遭遇挫折。日月明功就是一個女性試圖扶持自己的工具，對陳巧明來說，是她用來維生、扶養女兒的經濟來源，對於黃芬雀來說，則是她學習自我成長的空間。而隨著他們的生活挫敗累積得愈來愈多，日月明功成為他們的精神寄託。日月明功大家庭 從良善走向死亡的過程日月明功興盛時，大約有兩百人入會，其中女性成員比例一直高於男性。後期有許多成員是以家庭為單位加入，而他們加入的原因，都是為了孩子好。希望孩子健康，希望孩子不要盯著電視看，諸如此類。這些為了孩子好，耗費鉅資來上課的行為，背後依然是同一套對於家庭、好媽媽的想像邏輯。而因為日月明功的成員經過篩選，有一定的經濟能力跟類似教育程度，讓他們私底下的人際關係也非常綿密，這個時間大概已經是二〇〇五年左右。這時候的台灣，已經是高度現代化的社會，儘管彰化相對台北來說現代化程度有所落差，但高知識份子已經很少務農，成為工業社會的工蟻，意味著人際關係的疏離，日月明功提供了人際關係的彌補空間。在這裡，他們會彼此討論家庭與工作的困難，而凝聚成一個類似大家庭的狀態。是理解到了整個組織的形成過程，我們才能明白，案件發生後，為什麼陳巧明會說，她把死者當成自己的兒子，這並不是謊話。他們的關係的確非常緊密。只是這樣的緊密，只限於成人與成人之間。原本，陳巧明對參與者而言，是一個非常親切的角色，很多成員的小孩，也都認為她像第二個母親。但在陳巧明再度歷經情感的背叛，以及長年重男輕女的母親，在財產分配上的不公，使她的性格有所轉變。她成為一個想要強力對抗父權的角色。後期陳巧明將成員帶到家族的祖厝默園，希望整理環境，振興這個地方，揚眉吐氣，同時，也提供受到家暴的女性成員作為避難所。如果，陳巧明後來性格沒有轉變，日月明功穩定發展下去，或許會成為像慈濟一樣的團體。它跟慈濟一樣沒有傳統的教義，都是要人感恩向上、行善然後彼此扶持。然而，根據精神科醫師的分析，陳巧明進到默園這個空間後，強化了她作為家族領導者的想像，而複製了她的童年經驗。她的童年經驗，其實一直延續到現代都還存在。也就是暴力管教。暴力管教聽起來很可怕，但其實就是體罰。我們或多或少都曾經被家長或老師揍過、羞辱過，而我們一定會聽見他們說：這是為你好。一直到近來，才有社福團體倡議零體罰。倡議零體罰是有原因的，因為根據研究，體罰的經驗會繼承，孩子會採取內化的方式，消化體罰這樣一個難以接受的行為。因為內化，所以接受了這套邏輯，等到成年後，容易以同樣的方式對待配偶或子女。由於陳巧明還沒出獄，且遲遲無法等到她回覆受訪意願，我無法得知，她是否這樣對待她的女兒。但從過去的媒體報導可以知道，女兒和母親的關係，似乎也不太緊密。而日月明功成員也曾目睹她甩自己的母親耳光。當成員集中在默園生活，陳巧明同時扮演了母親與師長的雙重角色，因此，開始會體罰成員及成員的孩子。有時候，處罰有理，有時候是基於誤會。大家如果回想自己的經驗，多少也有百口莫辯的情況。比方，我國中時就曾經因為看我不順眼的隔壁班同學亂告狀，說我在休假日時闖進她們教室，破壞公物。當時隔壁班老師，在沒有任何證據下，就相信他班上同學的說法，想要處罰我。但我沒做，不肯承認，要求他調查，後來這位老師向我道歉。但這樣的互動，不存在日月明功裡。無法溝通的狀態，讓小孩默認。直到他們從兒童長成青少年，想要發展自我才有反抗行為。但這已經太遲了，反而被家長視為變壞的象徵。死者詹淳寓就是在這樣陰錯陽差的誤會中，被體罰。因為賭氣，說自己吸毒，讓視他為兒子的陳巧明，決定替他戒毒。他們因為擔心詹淳寓的未來，所以沒有向外求援。由於他們缺乏正確醫學知識背景，把詹淳寓身體衰竭的象徵錯認成戒毒症狀，最後才導致他的死亡。這是一場悲劇。而這個悲劇，並不會只發生在陳巧明與黃芬雀身上。如今仍有許多女性在婚姻壓力中不得喘息，最近韓國明星孔劉與鄭有美出演小說改編的82年生的金智英，談的也是類似的事。經歷幾十年，女性依然被困在某種結構中不得動彈。而之於不是女性的人來說，這篇報導也有其他意義，也就是輕忽體罰的代價。沒有看見這些面向，事件就會重演。人犯下大錯，往往不是個人的癡愚或可怕，希望這篇報導，能讓大家以新的眼光，重新理解曾經參與日月明功的成員。給他們喘息空間，理解自己的經歷，在這之後，整個社會才有可能在這個事件上，往好的方向，往前一步。今天的分享，就到這裡，希望各位喜歡，謝謝大家。